鸦片，俗称大烟，属初级毒品，因产地不同，或呈黑色，或呈褐色。一般经烧煮和发酵,便成了可供人吸食的熟鸦片，并被制成了条块状或饼状，此时它呈棕色或金黄色，吸时会有香甜气味。

鸦片在晚清有“洋药”与“土药”之分，“洋药”是指直接进口的鸦片，而“土药”则是指国产鸦片。晚清民间种植罂粟以制造“土药”，甚至被视为“经济作物”。曾有官员动议百姓种植“经济作物”——罂粟。虽然名义上被最高统治者申饬，但是，清朝末年很多地区尤其是适合栽种鸦片的偏远省份种植罂粟的规模相当可观。

从晚清至民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鸦片烟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一些，主流来看，都是反对吸鸦片的。

很多史料都显示，辛亥革命后，政府屡屡出台禁烟令。

袁世凯禁鸦片时曾下过狠招，“有营弁入民家食鸦片，袁（世凯）执而诛之。诸弁纠五百余人，咸称有瘾，罢工，将见袁（世凯）”。袁世凯不但将抽鸦片的士兵处死，而且对那些想挟制他的“瘾君子”，手段老辣，准备来一个杀一个，吓得五百个“瘾君子”纷纷逃散。此事未必全真，但也折射出民国初建之时，对禁毒禁烟是有态度的。

不过北洋军阀时期，政府的禁烟令对于实力派军阀而言恐怕真是一纸空文，毫无约束可言。

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军阀政府所形成的法规、法令或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鼓励劝种的，如陕西、奉天、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二是不加禁止的，如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西等省；三是真正禁种的，实际上只有山西和吉林两省。

各地军阀为维持割据地位，必须养兵、扩军。巨额军费常使他们辖区内的财政入不敷出。军阀遂想方设法从鸦片贸易中牟利。如唐继尧、龙云统治云南期间，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至1932年，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四川是鸦片的另一个重要产区。当地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起运税、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还发明了所谓“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其规定“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

紧邻云南、四川的两广、两湖，因气候条件所限，鸦片产量不大，但他们垄断了鸦片外运的通道。湖北在1924年征收鸦片通行税1500万元；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

除了吉林、山西两省，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军阀割据，是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张的根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迫于朝野舆论，设置了“禁烟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国的禁烟事务，发布过禁烟的高压政策，若是被发现吸食鸦片，严重的话会被枪毙，但是这个部门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

民国时期官方对种植罂粟收取高税率的“罂粟税”，其税名为“亩罚”，即种植罂粟的罚金。对种植罂粟实行重税，一段时间也起到过明显效果。于是，当农民或者地方势力觉得获利不多时，也放弃过种植罂粟。但是，利益集团预感到，如果百姓都不种植罂粟，鸦片就要断货，他们会丧失滚滚财源，竟然鼓动各地拥有兵权的实力派立即又降低了鸦片土地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地方政府无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一律收取鸦片税。

在土壤、灌溉等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罂粟的四川地区，对那些知道鸦片的危害拒绝种植罂粟的农民，地方当局竟然反而要强征一种“懒惰税”，其税额反而高出鸦片税。更有甚者，有些偏远地区的军阀还曾出动军队逼迫农民栽种罂粟。而且，对土地征收鸦片税以及对运输过境的鸦片抽税，是民国时期西南一些省份的最大的税收来源。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尽管国家层面高喊禁止鸦片烟，实际上，很多地区种植罂粟的情况不断反复，而且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有制造就有销售，民国时期国内生产的鸦片几乎都是内销的，使得全国都笼罩在鸦片毒雾之中，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甚至乞丐，吸食鸦片者甚众，给国人精神上、肉体上带来了极大伤害，对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负面影响极大。